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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政策：隐意图与新方法》

《语言政策：隐意图与新方法》是“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中的一本，于2019年12月全面上市。原书由英国劳特利奇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该书自出版以来，谷歌学术引用已超过2000次。学者戴维·约翰逊将该书誉为在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扩展框架之下，进行批评性语言政策研究的代表。该书作者视野开阔，提纲挈领，不仅富有实证分析的系统思维，还结合政策机制进行了战略研究。书中列举了多个国家的语言政策及机制，并配以大量的插图和表格，使本书严谨而翔实。

《语言政策：隐意图与新方法》通过分析有关语言使用的决策以及关注这些决策对社会不同群体所带来的影响及潜在制约，探究语言政策实施背后的隐性意图。作者从以色列等国家的语言政策实例出发，结合政府、教育机构和媒体对语言政策的显性和隐性应用，介绍了语言政策的概况，揭示并分析了用于制定语言政策（如语言法、教育政策、语言测试、公民要求、宣传内容甚至教育材料等）的具体机制。

本书由三个部分组成，共分为九章。第一部分（第一至第三章）介绍了扩展的语言观和语言政策观，认为语言之间没有既定的边界，“语言交际”可以使用多模态的表征和不同的形式。作者提出了一种扩展的语言政策观，认为真正的语言政策不应仅限于官方公布的文件，还应包括能够影响和制定事实语言政策的政策工具。第二部分（第四至第七章）揭示了影响语言实践的隐性工具，包括规章制度、语言教育政策、语言测试和公共空间的语言，以及出现在公共空间的意识形态、语言信条、政治宣传和语言压制。作者运用实证数据证明了这些机制是如何影响事实语言政策的，同时论证了不同主体在这些领域进行协商、互动的可能性。第三部分（第八和第九章）从与语言相关的民主原则和个人权利两方面探讨了政策机制的结果。当我们以更加开放的方式来看待语言时，这些机制就为我们进行多重对话提供了场所和方法。最后，本书结语讨论了语言作为自由商品的独特性，指出了人们可以根据个人自由和民主选择并利用语言资源。

作者艾拉娜·肖哈米（Elana Shohamy）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主要从事语言政策、语言教育和语言测试研究。她于1974~1978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育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研究第二语言习得与测试。1974~1981年，她先后在明尼苏达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担任讲师、研究者、合作讲师等职务。1981年，肖哈米正式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育学院任职，直至今日。肖哈米编著有《第二语言研究方法》《测试的力量》《语言政策》《语言景观》等学术著作近20部，并在《应用语言学年报》《当代语言期刊》《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现实问题》《语言问题和语言规划》等期刊上发表文章百余篇。鉴于她对语言测试、语言政策和语言景观的出色研究，欧洲语言测试学会（ALTE）于2010年授予她终身成就奖。

书摘：

宇宙是规则的、有序的，也许是混乱的、盲目的；宇宙可能是有限的，但也是不可数的，它没有一定的边界，自身又包括了许多别的宇宙；宇宙是各种天体、星云和尘埃的集，是各种力的场，各种场的交集，各种集合的集合。

（Calvino 1985：33）

一、语言是个体的、私人的和互动的

语言是开放的、动态的、私人的、充满活力的和不断进化的。语言没有固定的边界，它是由语言的混合体和无数变体组成的。语言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混合体和变体，是因为语言具有如下特点：创造性、表达性、互动性、接触性、对话性、可辩性、调解性和协商性。

语言是人类的一种独有现象，它具有私人性和个体性，即语言会因其使用者的不同而呈现出天壤之别。“事实上，世上没有两个人会说完全相同的话”（Dawson 2001：1）。即使语言的词汇总量相同，但人们对词汇和表达方式的选择也因人而异。因为这些选择受到使用者、语体、时间、语境、语域和话题等众多变量因素的影响。在使用语言时，每个人都在不停地进行着有意或无意的选择：词汇的选择、语法结构的选择以及其他语言特征的选择。人们对语言使用中所做出的选择和他们在生活中所面临的其他选择类似，例如：对谁说？说什么？跟谁有关？做什么？穿什么？去哪里？

至于语言方面的选择，人们表达的自由空间还是很大的。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语调、语速、间隔、句法、语法、词汇、句长、重复、声调以及各种内容和话题。语言是私人的和个体的，所以，人们可以根据具体的环境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使用方式。在这些选择中，有些是随个人意愿做出的，而有些则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受人们对语言得体性和便利性观念以及其他各种语境因素的影响。语言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人的不同性格。

那么，当语言使用者在用自己最喜欢的语言表达方式与人交流沟通时，他们的语言使用就体现和代表了语言使用者的独特个性和性格。因此，当语言被用作社会活动的调解工具时，每位语言使用者在调解的内容、话题和思想上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使用方式和风格。即使两个人在同一时间讨论相似或相同的思想和话题时，他们也会因为个体差异和个体做事方式的差异而使用不同的表述。人类的这种语言使用现象必然会产生无数的语言变体和带有“个性化和个人化”特点的语言版本。这些语言如此多样化，以至于其他人能够根据每个人的“语言个性”（language personalities）（如声音、文风、声调、语调、句法、词汇、话语以及其他系列特征）来辨识或认识他们。

斯坦纳在很多作品中都描述过“个人语言”的独特性。他在《巴别塔之后》（After Babel，Steiner 1975）中写道：“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上，曾经存在过或至今仍使用着成千上万的相互之间无法沟通的语言。这一事实形象地反映了人类个体深藏的神秘性，也形象地反映了一个生物基因和生物社会现象——世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第48页）他指出语言的使用带有如此显著的个体性和私人性，以至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时都需要通过翻译来进行。“翻译的需求并不是巴别塔事件之后才开始出现的，但巴别塔事件确定并外化了永无止境的翻译工作”（第48页）。当人类开始放弃诸如气味、体势和纯音（pure tone）等符号手段，而改用语码进行交流时，言语就显得必不可少了。“言语对人类作用极大，也使人类省力不少，因为它把人类从原先大范围的符号体系使用中解放出来，并部分地缩小了人类言语选择的范围。一旦某一言语被‘选中’使用，那么‘翻译’就变得不可或缺”（第48页）。所以，“当一群人接受到来自另一群人的言语信息时，他们就会从完整的意义上进行翻译活动”（第47页）。后来，斯坦纳又在其另一本书《勘误表》（Errata，Steiner 1998）中写道：“世上没有任何两种语言，或同一语言内的任何两种方言或土语，会用完全相同的方式来描述、指代或映射它们的词汇意义。”（第97页）“使用一种语言就意味着使用者可能与世界上的某一具体背景环境（setting）在居住、建设和记录方面存在密切关系，‘背景环境’一词的强式词源意思是尘世（mundanity）。也就是说，使用一种语言就要及时了解和应用某一特定的景观”（第97页）。最后，他说：“我们说的不是语言，而是世界。”（第99页）

（编辑：孙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