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极点”时刻：“数智化社长”王芳的解法

如果要为2025年的中国出版业寻找一个真正准确的注脚，“承压”已经不足以概括这一年的复杂现实。市场下行不再是单一板块的短期波动，而是多重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零售端持续走低，教材教辅的运行逻辑不断发生变化，技术的发展进一步降低了盗版的门槛，传统出版业赖以维系的增长动能持续减弱。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几乎没有哪个细分领域能够独善其身。曾经被视为“安全区”的教育出版，也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压力。行业逐渐意识到，问题并非来自某一个外部冲击，而是传统发展逻辑正在整体失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外研集团（外研社）党委书记、董事长，外研社社长王芳，为2025年选择了一个并不煽情、却极具指向性的关键词——“极点”。

外研集团（外研社）党委书记、董事长，外研社社长王芳

荣获“2025书业年度致敬·年度出版人”

在她看来，出版业此刻所处的位置，就像是一场中长跑中的关键节点：体力接近极限，原有节奏难以为继，如果继续沿着旧路径硬撑下去，可能会彻底失去动能。“极点不是终点，”她说，“而是必须调整呼吸、重新选择跑法的时刻。”

这一判断，并非事后修辞，而是贯穿她对行业、对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下简称外研社）、对自身角色的整体认识，也构成了理解外研社在2025年一系列动作的基本逻辑。

观势：拆解供需剪刀差

过去一年，也可以说过去五年来，关于出版业困境的讨论从未停止。盗版、渠道、政策、成本、用户流失，每一个问题都真实存在，也都足以引发焦虑。但在王芳看来，如果讨论始终停留在这些表象层面，反而容易陷入情绪化循环，而忽略真正决定行业走向的关键变量。

她反复强调的，是一个被多次提及、却仍未被充分正视的事实：数字需求越来越旺盛，而出版业整体的数字供给能力并未与之匹配。她将这种错位概括为“数字基建与出版数字能力之间的巨大剪刀差”。

王芳向中国驻德国大使邓洪波介绍外研社参展产品与出版成果

这一判断源于她长期的行业观察与国际比较。2025年法兰克福书展期间，王芳以亚洲唯一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书展国际咨询委员会会议，在那场交流会上，来自英国、德国、加拿大等国的出版商多因业绩增长而意气风发，谈论的是扩展与新投入，而国内市场却在经历行业调整的寒冬。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问题更少，”她指出，“事实上，他们的数字基建并不如中国完善，但他们更早为数字化承接做好了准备。全球范围内的出版巨头，都全面迈入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智化深度竞争阶段。行业转型叠加AI浪潮席卷，技术变革的紧迫性远超我们的想象。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

在她看来，中国出版业的特殊性尤为鲜明：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高度发达，平台、网络、工具的使用已经成为日常工作生活的“空气”，用户早已习惯了高质量的数字化供给；另一方面，出版业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尚未完全跟上数字基建的速度，也尚未适应用户需求的变化。因此，当纸质出版的承接能力逐渐减弱，而数字化尚未形成稳定、规模化的供给体系时，结构性风险便会集中暴露。

她并不回避这一判断的严峻性。无论是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教材自主征订、二手书流通，还是基础教育领域的教辅政策调整，亦或盗版技术的日新月异，这些变化绝大多数并非今年才出现。但在今年行业销售整体失速时，问题才以更尖锐的方式集中显现。

也正因为如此，她拒绝用“熬过去”来形容当下的处境。在她看来，出版业已经来到一个旧逻辑走到尽头的“极点”。是否调整方向，将直接决定未来数年的生存空间。

深耕：锻造数智化引擎

“数智化社长”是王芳在业内的鲜明标签。这一标签的背后，是外研社多年持续的数字化投入与机制创新结出的实果——从产品的规模化落地，到流程的系统化升级，再到增长逻辑的体系化重构，都让“数字化”“数智化”成为这家出版机构最具辨识度的特征。

在“十四五”初期，王芳带领外研社提出“应数尽数，纸数融合”的发展思路，其核心目标十分明确：补齐历史欠账，将本应数字化的内容系统性数字化，使“数”成为“纸”的有效延展。这一阶段，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

但王芳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判断：这远远不够。

随着技术逐渐介入编辑、审校、翻译等内容加工环节，并进一步渗透到教学流程，出版业面临的不只是载体变化，而是生产关系本身的重塑。当内容的生产、编辑和传播效率被技术重新定义，如果仍然把数字化视为纸书的配套，而不是新的逻辑起点，这意味着在方向上已经落后。

“如果数字只是附属，未来一定会被边缘化。”这是她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的判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基于在“十四五”期间“应数尽数，纸数融合”发展的基础，外研社将“十五五”规划的发展理念升级为“数智引领，数纸融合”。从“纸数”到“数纸”，一字之序的变化背后是发展逻辑的重塑：数字优先、智能驱动，纸质不再是默认的中心，外研社的数智化从“补齐短板”迈入“构筑长板”的深化发展阶段。

这一转向，从未停留在口号层面，而是迅速落实到内部机制之中。最直观的变化体现在选题逻辑上：在选题会上，数字化选题不再需要解释为何不做纸书，而纸书若缺乏数字形态支撑，或计划先出纸质版再出数字版，则必须说明理由。这一变化，直接触动了长期以来的编辑工作方式，也迫使全体成员重新思考编辑究竟在为谁、为哪种形态服务。

随之而来的是对组织结构和角色定位的系统性调整。过去以传统分社为内容核心、数字资源由外研在线集中承接的模式，不再适应新的发展方向，需要重新做调整。编辑要从纸质图书内容加工者向数字产品策划、教研设计与产品运营等方向拓展；外研在线的定位也从“数字化先遣队”，转向“为全社提供数智化工具、平台和系统能力”的核心枢纽。

王芳始终强调，这是一场能力结构的系统性迁移和重构，是对外研社从业务流程到核心竞争力的全方位重塑。

正因如此，外研社在近年间，对支撑数智化转型的“中间层”能力进行了持续投入：管理驾驶舱、出版管理平台、智能审听平台、国际业务管理平台、iPublish数字出版平台等数智平台相继上线。这些系统构成了支撑外研社数智化发展的底层基础。

以外研社智能审听平台为例，外研社通过这个平台解决了音视频人工审校的高强度、低效率等问题。通过AI转写、精准对稿、可视化审听、批量切分标记等一站式功能，编辑可以从大量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出版生产管理数智化跟不上，难免出现小马拉大车的状态，现在我们把小马升级成马达了。”王芳说道。

外研社智能审听平台

拓界：布局国际化生态

如果说数智化是外研社在行业下行周期中稳住自身结构的内功，那么国际化则是王芳为外研社布局的第二增长曲线。

“十四五”期间，外研社的国际化受困于疫情等多种因素发展缓慢，但随着国际交流不断放开，国际化也逐渐被提到更重要的位置。“国际化既不是说‘我’只向国外学习，也不是只能向‘我’学习。国际化是双向的，是人员和项目的往来，是‘我’走出去，‘你’走进来。”在王芳看来，“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强大，国外学习中国先进技术的需求越来越多。智能物流、通信技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轨道交通技术等，在这些领域我们是领先世界的，想要学这门课，只能来中国，这是跟时代呼应的。”

基于这样的前瞻性判断，外研社的国际化路径与传统版权输出型国际化路径有较为明显的区别：它不以单一图书为单位，而是以标准输出、课程体系、平台能力和服务模式为整体方案，强调持续合作而非一次性交易。

在国际中文领域，这种思路尤为清晰。随着全球中文学习需求的快速增长，外研社并未满足于教材层面的输出，而是围绕课程标准、教学资源、混合式教师培训和数字平台，逐步构建完整的国际中文解决方案。以《新HSK教程》的全球发布作为新起点，外研社在东南亚、中东、欧洲等多个区域，逐步推进本地化合作，与全球HSK合作伙伴形成更深层次的协同。

在这一过程中，数智化能力成为国际化规模化推进的重要前提。数字教材、数字课程、在线教学平台和智能评测工具，构建个性化“学—练—测—评”全流程，使教学内容不再受限于物理发行，也让外研社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不同地区学习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反向优化内容策划。

外研国际智慧教育平台

并且，外研社在国际中文领域的深厚积淀也在赋能职业教育“走出去”。外研国际智慧教育平台，创新性地打造了“国际中文+职业技能”双轨体系，既让教育资源跨国流通，又支持国际化人才培养。平台既服务前景广阔的国际中文教育，也着眼中资企业全球产业布局，为关键领域培养专业技能人才。目前，平台合作网络已覆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上合组织成员国和南南合作的参与国家。

“国际化不是把国内的原封不动搬出去，”王芳表示，“而是要在理解差异的基础上，对内容再造升级。”

这种理解也延伸到了更广阔的语言服务与学术出版领域。由国家发改委、教育部指导建设的全球语言服务平台，是外研社国际化能力的另一种体现。平台以语言服务供需匹配为核心目标，整合需求对接、语言保护和人才培养等功能。特别针对非通用语种语言服务长期存在的供需不匹配问题，探索数字化解决方案。

在王芳看来，这类平台的意义不完全在于具体业务规模，而是标志着出版机构从“内容提供者”向“基础能力提供者”的转型升级——通过平台化方式为跨文化交流与国际合作提供长期支撑。

HSS Online人文社科多语种国际出版平台

学术出版领域的国际化探索则更具挑战性。长期以来，中国人文社科成果走出去面临语言、传播渠道和评价体系等多重壁垒。外研社HSS Online人文社科多语种国际出版平台的推出，正是试图在“卡嗓子”这一结构性问题上寻找突破口。通过“智能投审—融合出版—多维传播—数据赋能”等一体化设计，平台不仅提升了期刊出版效率，也通过多语种翻译与国际传播机制，让中国学术成果更有效地进入国际视野。

后台数据显示，外研社HSS Online人文社科多语种国际出版平台海外用户已覆盖80多个国家。但王芳并不急于放大这一数字，她更看重通过平台优化、进一步降低传播门槛，推动中国学术成果逐渐无缝参与国际讨论的意义和价值。

笃行：坚守初心向未来

回到行业整体的“极点”语境，王芳并不回避市场下行带来的压力，她对趋势的判断保持着理性的清醒，也对未来发展满怀笃定。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外研社未来大有可为，”她说，“方向对的机构，依然有发展空间。”

这种信心一方面来自外研社逐步成型的数智化能力，另一方面也来自国际化布局为外研社带来的更宽广的发展空间。在她看来，人工智能并不是出版人的竞争对手，而是一种帮助出版人重新分配精力、释放潜力的有效工具。

“不是说有了计算器之后，我们就不用背九九乘法表了，”她用一个生活化的比喻解释自己对人工智能的态度，“而是它帮我们完成了重复、耗时、容易出错的计算，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更重要的分析和判断上。”

王芳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对行业和未来的看法：“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这句话更像是一种状态的自然呈现——在看清阻力之后，依然选择持续前行。

回望2025年，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年份，却是一个必须被认真对待的年份。在行业整体跑到“极点”的时刻，她选择的不是停下，而是调整节奏，重构自身能力。这个选择清晰且坚定。

来源：出版人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