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报】性别视角下的国际谈判学知识体系拓展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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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谈判：理论与实践》是一本系统介绍国际谈判理论与实践的专业著作。该书突破了传统谈判学相对单一的主体视角，成为具有性别意识的国际谈判著作，为进一步探索国际谈判的复杂性、多样性及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因素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它既回应了新时代国际谈判研究的发展趋势，也契合我国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要求，为我国国际谈判学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范例。
■ 王海媚
《国际谈判：理论与实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6年版）是一本系统介绍国际谈判理论与实践的专业著作。本书作者李英桃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荣获第十二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主讲的“谈判学”入选教育部“精品视频公开课”。本书是其多年教学实践与学术积累的集中呈现，也是开展社会性别与国际谈判学跨学科研究的创新成果。
具有性别意识的国际谈判著作
李英桃教授多年来深耕国际谈判教学，将性别视角纳入国际谈判学研究的理论探索之中。她在引介西方谈判学中的社会性别议题的基础上，立足中国传统文化与本土实践，从性别视角对国际谈判进行深入分析，创造性地开设“女性与谈判”等培训课程。在强调“谈判无处不在”“准备谈判就是谈判”“成功的国际谈判应坚持开放包容、公道正义、合作共赢”“正确的义利观”等理念的同时，重视无所不在的个人谈判，尤其是家庭谈判与外交谈判、国际谈判的共性。这对推动有效沟通合作、实现双赢共赢和实现性别平等具有重要意义，拓展了国内谈判学研究的理论边界。
目前，国内谈判学教材主要借鉴西方经典理论，如哈佛谈判项目、博弈论、理性选择理论等，大多沿用商务谈判的研究思路，围绕利益交换、策略运用和技巧训练展开分析，较少关注谈判主体本身的社会属性，更缺乏对性别因素在国际谈判中的重要作用的系统讨论。《国际谈判：理论与实践》一书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不仅关注谈判者的个体能力、策略选择与理性行动，更进一步考察结构性、制度性力量以及性别角色、社会身份等因素对谈判过程的影响，突破了传统谈判学相对单一的主体视角，成为具有性别意识的国际谈判著作。
性别视角拓展国际谈判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新探索
本书运用性别视角拓展国际谈判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揭示性别研究在谈判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第二章“谈判学与国际谈判研究的知识谱系”总结了谈判学中性别维度不断凸显的发展趋势。第七章“文化对国际谈判的复杂影响”介绍了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性别文化对国际谈判的影响，并在后续相关章节中讨论了女性谈判者、女性外交官、女性领导人与国际谈判之间的关系。书中结合国际组织、外交实践以及国际关系中的典型案例，分析性别因素如何影响谈判风格、沟通方式、信任建立以及合作机制，进一步关注性别如何塑造谈判过程以及国际政治运行机制。
第二，展现性别视角对国际谈判实践的实质影响。本书并非简单增加几个关于女性的案例，而是引入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它跳出既有国际谈判研究中强调权力、利益和国家行为体的传统思维模式，关注妇女在国际谈判中的参与、共赢平等的性别理念等内容，为读者理解国际谈判提供了更加完整的分析框架。例如，欧洲政治家认为，谈判团队的性别结构会影响谈判策略、沟通方式及最终结果，但学界对于性别在外交协商等国际谈判中的影响研究较少。书中通过分析撒切尔夫人与欧共体就英国会费问题进行谈判的案例，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再如，书中通过阐释国际谈判中“亮底牌”策略的内涵，论证了合作共赢与性别平等在理念上的内在契合性。合作共赢与性别平等都强调通过沟通、理解和协调实现共同发展，将性别视角融入国际谈判，有助于推动谈判从零和竞争转向协商合作，使更多主体参与解决问题，实现更加公平、可持续的谈判成果。
第三，发掘性别议题融入国际谈判的多重价值。这种多重价值，既表现为性别议题能够进入具体谈判进程、促进合作共赢，也表现为它能够拓展国际谈判的议题范围、提升相关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地位。其一，性别平等可以成为推动国家间谈判顺利开展、深化合作的重要因素。书中以波黑入盟谈判为例对此进行了阐释。欧盟将性别平等作为重要价值标准，并通过《欧盟性别平等战略2020—2025》《欧盟性别行动计划Ⅲ》等文件推动“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为加快入盟进程，波黑积极落实相关要求，在消除性别歧视、促进妇女赋权等方面取得进展，性别平等政策的推进成为促进其与欧盟谈判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其二，性别议题的融入还有助于提升一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拓展国际谈判研究的案例与议题。书中从国际谈判学视角系统梳理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筹备全过程，从议题、主体、环境和组织实施等方面，分析中国以联合国会员国和东道国双重身份推进大会筹备的实践，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性别治理的积极贡献。从国家间入盟谈判到大型多边会议筹备，性别议题都能产生重要影响。
为中国谈判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贡献力量
除了将性别视角融入国际谈判学外，本书还在充分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努力建立中国特色国际谈判学的话语体系。
第一，注重将中国外交思想与谈判实践融入国际谈判分析框架。书中系统吸收了周恩来的外交谈判思想与技巧、毛泽东判断形势和辨别敌友的战略思想，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中的正确义利观。在此基础上，该书选取中英涉港问题谈判、中国“复关”与“入世”谈判、高铁技术引进招标项目等重要案例，梳理中国参与国际谈判的实践经验，展现中国在原则坚守、战略谋划、利益协调和灵活应变等方面的谈判智慧。这有助于弥补传统国际谈判研究中中国本土理论及案例资源不足的问题，推动中国国际谈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与完善，促进中国外交实践与国际谈判理论的有机结合。
第二，注重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谈判智慧。书中引入“烛之武退秦师”“触龙说赵太后”等历史案例，以及《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尚书》《史记》等经典文献，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国际谈判理论相结合，体现中国智慧与当代全球治理理念的共通之处，彰显鲜明的中国特色。其中，“触龙说赵太后”这一经典案例，不仅展现了特定历史情境下的谈判智慧，也将母子亲情、家庭责任与国家政治决策联系起来，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关系相互贯通的伦理逻辑，为理解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文化基础提供支撑。
第三，创造性地将结构因素的影响纳入国际谈判的研究体系。书中强调个体努力与制度、政策支持对国际谈判的共同作用，指出实现谈判主体的实质性平等不能仅依赖个人能力，还需要相应的结构性保障。同时，引入女性主义理论的赋权概念，鼓励妇女通过学习谈判技巧增强己方力量，在工作生活中实现更有效的自我表达、利益争取与权利维护，增强其参与决策和影响他人的能力。谈判不仅是利益交换的技巧，也是识别和应对隐性性别歧视、改变不平等权力关系的重要实践。学习谈判知识，可以使谈判主体获得更多行动空间，在不同层次的谈判中争取平等地位，逐步提升决定自身命运的能力。
《国际谈判：理论与实践》是一部将国际谈判学与社会性别研究深度融合的代表性成果，其突破了传统谈判教材的分析框架，为进一步探索国际谈判的复杂性、多样性及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因素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本书理论体系完整，知识结构系统，案例丰富，实践导向突出，教学设计科学，中国特色鲜明。它既回应了新时代国际谈判研究的发展趋势，也契合我国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要求，为我国国际谈判学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范例。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融媒体办公室主任、《国际政治研究》编辑）
责任编辑：杨辉 杨一帆
原文链接：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304970287127179674&source=share&study_style_id=feeds_opaque&reco_id=103b76c17413c0a886630009&share_to=wx_single&study_share_enable=1&study_comment_disable=0&ptype=0&item_id=304970287127179674
